在他的基本权利体系中，社会成员同伴首先采取主体互动的方式实现横向的权利互赋，但是"法律共同体"的预设前提本身就意味着这些主体互赋的权利具有法律性质。

这种公域的存在与发展，可通过自愿群合整合社会：它把分散的个人联合起来，借助平等协商和自由讨论的决策程序，达成基本共识，然后把这种体现他们意志与愿望的共识集中输入到属于国家权力范围的公域，再通过协调、论证的过程，将其中的合理意见与建议输入到国家的立法、行政决策与司法中去，然后由国家回馈社会。这些冲突对现代社会秩序构成了严厉挑战。

依照聚合的内在要素，可分为血缘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种族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信仰共同体、爱好共同体、情趣共同体、地域共同体等。演绎仪式化的充满神秘色彩的审判程序 ……所有这一切，构成现代形式法治的主要图景。"无常"因为情境化的协商和讨论机制，变得较为易于应对。在社会领域，各种社团原本是市民社会自我组织的公域，但为了能够形成规模，与私人企业相抗衡，并对国家立法和政治决策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其权力也日益集中。1900年《德国民法典》以概念精确、体系缜密和逻辑严谨而著称，更是理性的结晶。

有人将这种开放性的法律称作"回应型法"。后来，它们都异化为与国家同构的特权身份制官僚体制。商谈论民主兼顾两者，并强调只有商谈论基础上的民主程序才是合理程序，而法律的正确性不在于它与道德或伦理完全契合，而在于论证理由的可接受性。

自由主义视域中的主体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单个主体。适当的态度是正视这种趋势并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鉴于这种交叉关系，哈贝马斯在论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时，不再使用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这对范畴，而是运用自然法学(或"理性法传统")和法律实证主义这两个概念。在哈贝马斯看来，权利是关系而不是东西，是关于人们可以彼此"做"什么的可能，而不是关于人们可以"有"什么的期盼和请求，然后由政府以家长的身份对某些"物品"进行分配与赏赐。

中国在适当时机应动议，建议对已经颁布的所有国际人权公约重新进行世界范围的商谈和对话，尤其倾听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呼声，并提议未来所有国际人权公约均应在广泛商谈和各国之间以及国际社会互动沟通的基础上起草和公布。在传统中国社会，并不存在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

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是与私人领域同公共领域的分离相对应的，没有这两个领域的分离，这两种自主都无从谈起。为了能够对具体的权利进行商谈，就需要基本权利作为程序性条件，这些条件可以视为民主立法的"理想言谈情境"提供基本条件，只有具备了这些程序条件，具体的实体性权利才可能产生出来。第六，权利是关系而不是物品。哈贝马斯的人权理论则认为这两种立场都有失偏颇，普适的人权应该是在所有人商谈基础上达成共识的产物，这种人权至少应能够经受所有人从参与者视角商谈的检验，而不应是观察者推销和强加的产物。

随着民主的发展和行政体制的改革，公共自主也得到了发展。这样，商谈论民主视域中的政治，在范围上宽于自由主义的主张，但窄于共和主义的主张。这种隐喻的具体含义是指，现代社会在分化过程中，形成诸多独立的系统，其中最为主要的是以金钱为媒介的经济系统和以权力为媒介的政治系统，这些系统在发挥整合社会功能的同时，却运用自己的功能迫令宰制了生活世界，致使生活世界被目的理性所控制，走向了金钱化和权力化，由此扎根于日常语言的交往理性无法得以施展，文化无法提供意义资源，社会无法形成具有正当性的规则，人格的健康也毫无保障。简言之，哈贝马斯的思路是，人权与宪法、其他权利与一般法律处于一个同构的动态过程之中，因为"权利的合法性和立法过程的合法化是一回事"。

在他看来，非建制化的公共领域扎根于生活世界，在那里，以言语行为为媒介的交往理性得以展开，以主体间商谈为基础的共识得以形成，因而那里"构成一个分布广泛的传感器网络，这些传感器对全社会范围的问题状况做出反应，并激发出有影响的舆论"。由于民主的立法商谈是一个持续过程，因而，法律发展的纠错机会就处在一个动态开放的状态。

这样的共同体如果想要想生活有序，合作互利，成员之间就应彼此承认是平等、自由的同伴关系，并应采取主体互动的视角相互赋予基本权利。针对现代法律面临的困境和各家的有关主张，哈贝马斯着重指出了以下几点。

因为横向的权利体系仅仅依靠公民同伴的互惠承认和互动协作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靠纵向的国家权力的保护。"它被卷入一种由论坛和议会团体所构成的可以说是无主体的交往循环之中。根据国际法的原则和精神，任何缔约国的法律与国际公约相抵触，必须进行修改。人权普遍论者认为，人权之所以成为人权就在于它是普适的权利，人之为人生而具有某些共同的特性，因而应享有某些基本的人权，自由主义者就坚持这种主张，并把人权称作"自然权利"。因为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饱受来自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以及殖民主义的欺侮和压迫，并在当代受到来自西方某些霸权主义国家以人权为口实对其内政和主权的干涉。与此同时，中国保护人权的制度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一些保护人权的立法相继颁布，司法也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群体合作既然能够实现互利互惠，就无需看重个人之间的差异和偏好，就无需做出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分，就无需在个人、社会和国家之间进行区隔。它们是：（1）平等的个人自由权。

法律为何会扮演如此的角色呢？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这种法律是事实性的法律而缺乏有效性。第一，权利的来源不应从"天赋"或"国赋"的进路来思考，而应从商谈论视域的主体之间权利互赋的视角来思考，由此，权利的根基无需外求"第一推动力"，而内在于主体的交往互动和人际协商之中。

因而，这样的法律不仅具有事实的强制力，而且具有规范的有效性，即不仅具有合法律性，而且具有合法性。实际上，哈贝马斯提出的权利体系其核心在于确保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

另一方面，公民如果想要享受到私人自主，他们就必须恰当地运用他们的公共自主。当然，基本权利和宪法原则也要继续受到商谈的检验并不断改进，但是这毕竟从根本上降低了立法者进行道德商谈的负担。上述关于法治模式的分歧和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代中国法治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二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更强调与发展权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因此批准这方面的国际人权公约则并无大碍。

"就此而言，法律语言，不同于局限于生活世界领域的道德交往，可以起全社会范围内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交往循环之转换器的作用。这种正义观和权利观歪曲了正义、权利和自由的真实含义。

成员国一旦加入该规约就须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强制管辖。政府为个人提供关照和分配机会的行为具有俯察众生的气质，带有家长式恩赐的意向，从而导致了政府对私人生活进行专断干预，并将所谓"正常行为方式"强加于个人。

伴随理性化的反思，道德等世俗的形而上学根基已经动摇，而传统习俗也被卷入了争议的漩涡。这就不应满足于法律的事实性，而必须使法律具备有效性，就不应满足于法律的合法律性，而必需使法律具有合法性。

最后，福利法范式把正义归结为分配正义，把权利理解为可被分配的份额和可以分割的物品，把自由理解为物质上受益。第二种立场主张中国当代法治不应按部就班地发展，而应实现跨步式发展。一、法律的事实性与有效性：法律的合法性重构 人类社会为了有序生活，就需要某些规则，以协调集体合作的目标，解决各种冲突，避免陷入无序。哈贝马斯认为，一个试图运用法律管理事务和协调生活关系的共同体可以称之为法律共同体，现代社会通常都是法律共同体，即社会成员以法律作为共同的联系纽带和认同符码。

"因为法律乃是公意的行为"，而"公意永远是正确的"。在商谈中，任何人提出的任何有效性主张都须接受批判性挑战和检验，"作数的仅仅是那些有可能被参与各方所共同承认的理由"。

过去，受私法调整的事务被视为是当事人之间的事务，由当事人协商决定，而现在许多私法事务都被从维护社会利益和协调人际关系的角度来考量。哈贝马斯与韦伯关于现代法律形式理性特点的观察虽然大致相同，但在对其评价的立场上却迥然有别。

该法院开始对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行使管辖权。但是，随着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自成一体并借助法律媒介将生活世界予以金钱化和权力化，公共领域中非正式意见形成的空间受到了扭曲，而建制化的政治意见和政治意志形成的空间即议会逐渐退化成为政治系统的组成部分，脱离了同生活世界的联系。